瑶山深处的读书声
The Blackboard Deep into The Great Yao Mountains
解释人类学的理论渊源
解释人类学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即韦伯的社会行为理论、帕森斯的社会、文化与结构功能主义和哲学家赖尔的“心的概念”。
韦伯的社会行为理论
主要观点:社会现实从跟本上讲是由人们和他们有意义的社会行为构成的。韦伯强调个人的行为及其意义,他认为社会文化领域不同于自然世界,人的头脑是自由的,它不遵循自然界的法则,应当采取理解的方法或特殊化的方法,从内心理解去把握行为的意义。
格尔茨的思想与韦伯的观点一脉相承的,1983年,他在“模糊的类型:社会思潮的再塑”一文中指出,人文社会科学近年来有三个基本趋势:一是科学与科学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二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越来越远离通则的追求,而倾向于个案的深度诠释;三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也发展出成熟的“类比”,以解释所谓的社会事实。他区分了两种科学研究方式,一种是追求规律的理论阐释,一种是寻求各种可能性的意义解释;而文化人类学属于后者。他认为“人是悬挂在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在我看来,文化就是这些意义之网,而且,文化并非是寻求规律的实验性科学,而应是探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
帕森斯的结构功能
1937年,他以《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奠定了结构功能论基础和他的学术地位。科塞认为此书是一座里程碑,它开辟了一新的道路,即功能分析的道路。1951年,出版了《社会系统》,在此书中,他受韦伯类型学方法的启发,根据动机和价值取向把行动者看成是对情境有各种倾向的人,各种倾向的行动者逐渐会确立互动模式,而制度化的模式就是社会系统。这样,动机、价值取向和制度化模式就成为行动理论要探讨的内容,它们分别构成文化系统(包括复杂的价值观、信仰、符号和其他观念)、人格系统(包括动机与角色扮演的技巧)和社会系统(由规范引导的制度化模式)。
在他看来,文化系统通过社会化而成为人格系统的动机,通过制度化成为社会系统的规范。文化系统通过两种方式发挥作用:1、一些文化要素如语言是互动发生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源,没有符号,沟通与互动是不可能的。2、文化通过价价值、信仰、观念等向行动者提供共同的立场、共同的“情境定义”,使互动以最少分歧的方式顺利进行。他更关注文化、人格与社会的整合。
赖尔的“心的概念”
1949年,英国分析哲学牛津学派的创世人赖尔出版了《心的概念》,对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提出批评,并提出了“disposition”这一概念,它指的是能力、理念、动机、态度、情感等,不同于作为瞬时感觉的心理事件或意识流而是一种“倾向”或“意向”。
格尔茨的文化解释理论
民族志的性质
在《从当事人观点》一文中,他对马林诺夫斯基的“移情”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所谓“移情”并不是要人类学家变成当事人,而且前者也不可能变成后者。当人类学者在一个地方进行田野工作时,他们生活于其中,从中得到体会,有所体验,逐步通过这种体验接近当事人的生活世界,渐渐明白当事人所处的文化。但是,人类学者的观点不可能等同于当事人的观点,同时也没有必要等同于当事人的观点。他认为,人类学者对异文化和当事人的观点的了解有“经验接近”(experience-near)与“经验远离”(experience-distant)的程度差异。前者指用当事人的概念语言来贴切地描述出当事人的文化建构;后者指用学术语言或我们自己的概念语言来描述所研究的异文化。对当事人文化的全面描述关键是“经验接近”与“经验远离”的并置。
在《深描--迈向文化解释学理论》一文中,他借用赖尔的概念指出,民族志有两种类型,一是“浅描”,一是“深描”。他还借用赖尔的例子来说明:我们设想用两位正在眨眼睛的少年,假如其中一个是不带如何意图的眼帘痉挛,而另一个是向朋友传递恶意的意向。这两个少年的眨眼作为眨眼动作是相同的,在浅描式的写法中,如在照相机的镜头中一样,我们无法区别是谁在无意识地眨眼、谁在用意识地递眼色。而深描式的写法则以这两种行为为起点,建构知觉、解释无意识的眨眼与有意识的递眼色之间的文化层次,从而使民族志成为“一种具有厚度的记述”。因为“细小的行为之处具有一片文化的土壤”。但是,这种“具有厚度的记述”或“深描”的精髓在于,它特别关注的是揭示行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此来解释行动的意义。在他看来,文化是当地背后由人类学家阅读的文本,它是一个象征体系,通过它我们可以揭示文化诸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人的行为是具体的象征性行为、是文本的符号。人的行为之所以是象征行为,是因为人的本质是象征性动物,人类通过象征符号来积累经验、进行沟通,并代代相传。文化系统的意义是通过人与人互动过程建构起来的,行动与行动之间的接合、交流、互动形成一段对话,以此我们对一行动或一文化现象的了解,就必须将其放在原来的“脉络”中来解读。他说“民族志性质的记述有三个特色:首先它是进行解释的记述;其次是指所解释的对象社会性对话的过程;三,解释是在那种对话尚未消失之前试图将‘所说的内容’保留下来,使其成为可阅读的文本。四,它是微观的研究。”
文化与社会
从杜尔凯姆起,包括拉得克利夫-布朗、帕森斯,一直到特纳,都片面强调仪式是使群体社会结构得以巩固和持久的方式,仪式和神话的象征体系是支撑神话价值观的基础;或者进一步讲,文化系统对于社会系统来讲,主要起着协调、整合与心理支持的作用,而不是破坏、分解与心理扰乱的作用。格尔茨在《仪式与社会变迁:一个爪哇的实例》一文中指出,当社会处于急剧变迁的过程中,现实生活中会出现仪式正在分裂社会而不是使它整合、正在困扰个体而不是抚蔚他们的情况。
他指出,“仪式不仅是一种意义模式,也是一次社会互动形式。因而试图把来自较少分化的乡村背景的宗教模式引入社会,就不仅产生了文化的歧义解释,而且导致社会的冲突。”他认为要区别文化体系和社会体系,“在一个层面上,是信仰的结构,表现为象征和价值标准,个体根据它解释他们的世界,表达他们的情感,做出他们的判断;在另一个层面上,是正在进行的互动行为过程,它的持续形式我们称为社会结构。文化是意义结构,人类用以解释他们的经验并指导他们的行为;社会结构则是行为所取的方式,是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农业的内卷》一书中,他认为之所以造成人口仍附着于土地上这一事实的重要原因,是传统文化中的亲属概念、家庭互动概念以及“守土”价值观等。这种事实造成了劳动力的投入增加、而边际报酬递减的农业经济发展结果,格尔茨称其为“农业的内卷化”。
宗教文化论
格尔茨在其经典论文《作为一种文化系统的宗教》中认为应将宗教看成是一种给人类生活带来意义的文化系统。“宗教是一套行动的象征系统,行动的目的是在人们心中建立有力的、具有渗透性的与持久的情绪和动机,建立的途径是通过形成关于生活一般关系的观念,并给这些观念笼罩上真实性的光彩,使这样的情绪和动机看上去极其真实。”在他看来,宗教象征在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与一种特殊的形而上学之间形成了“基本的一致”,因而综合成一种民族的精神气质--他们的审美方式、风气和精神品质--和他们的宇宙观。宗教调整了人的行动,使是符号人们认识的宇宙秩序,将人们关于宇宙秩序的表象投射到人类的经验世界中。任何宗教,如同它自身也为其中之一部分的更广阔的文化系统一样,都通过象征符号的形式,肯定了现实是什么、现实意义何在以及我们如何在现实中行动的观念。
宗教表达宇宙观并形成这一宇宙观的方式,是在信仰者当中唤起某种鲜明的情绪。格尔茨主张宗教象征应与“意义的问题”联系起来,他指出,混乱即缺少可解释性破坏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或解释,而至少存在三方面的军力在困扰着人类,即无法解释清楚的各种生活经历、承受或忍耐力的限度和道德见解的局限。
他认为,通过仪式才产生出“宗教观念是真实的”、“宗教训诫”是圆满并且有效的“信念”。通过仪式,生存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借助于一组象征形式的作用而融合起来,变为了同一个世界。根据格尔茨的观点,宗教人类学研究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分析那构成宗教自身的象征当中包含的意义系统;另一方面,是寻找那些系统与社会结构和心理过程的联系。
象征分析或戏剧类比
格尔茨始终视文化系统为“一种透过象征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一种将传承的观念表达于象征性形式的系统;通过它们人与人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他们对生命的知识和对生命的态度。”
在《深层游戏:关于巴里岛斗鸡的描述》一文中,格尔茨指出,雄鸡在巴里岛是男人的象征,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巴里人审美地、道德地和超自然地将其视作人性的直接翻版:动物性的表达。”在他看来,斗鸡包含了三种属性:戏剧形态、隐喻方式和社会场景。一个文化形象有赖于一种社会背景,一次斗鸡即是兽性仇恨的一次剧烈波动,一次象征自我之间的模拟战斗,又是地位张力的形式化模仿,……它将自尊与人格连接起来,将人格与公鸡连接起来,又将公鸡与毁灭连接起来。斗鸡仅仅对公鸡来讲是“真正的现实”,因为,它可能要流血、要受伤或死去。而对巴厘人来说,只是他们对自己心理经验的解读。再者,是对他们的一种感情教育,在斗鸡中,巴厘人同时形成和发现了他自己的气质、人们内在关系的现实和社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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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修改时间 Saturday 2001-06-02 10:02 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