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对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贡献

Contribution of Fei Hsiao-tung to the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China

费孝通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从他从事人类学研究开始便强调其研究目的是“认识中国，改造中国”，努力探索出一条科学地研究中国社会的道路。对于费孝通对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贡献，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理论上的贡献

费孝通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代运用严格的社会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的人。1935－1938年间，他在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门下系统地学习了社会人类学理论，并成功地将所学到的功能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研究之中。他的《中国农民生活》（即《江村经济》）（1939），描述了他的家乡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农民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同时用这个村落的素材反映了他所关注的中国农民社会与生活变迁问题，以生动的事实体现了一个小地方的社区生活所存在的中国大社会场景的问题。《江村经济》的出版，成为社会人类学进入中国研究领域的里程碑。不仅如此，《江村经济》在整个社会文化人类学界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时的西方人类学者的研究对象限制在殖民地的被统治民族，而他研究的是经济发达的中国东南汉族村落，在理论和方法上为人类学开拓了新的领域。正如费氏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费著将不仅使人类学从简单的“野蛮社会”走向复杂的文明社会，而且还将开创本土人类学的发展途径。

在《生育制度》（1947）一书中，费氏用功能主义的观点分析了生育制度所引起的活动体系，指出生育制度是建立在人类需要种族绵延的文化迫力基础上的，是他用社会人类学理论研究一种制度的有效尝试。《乡土中国》（1947）则与以往研究的性质不同，不是对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一些理论性概念，进而阐述中国乡土文化的特性。四十年代，费氏在云南内地进行了农村调查，与他的学生张之毅合著《云南三村》（即《禄村》、《易村》、《玉村》），探讨了研究中国农村社会与文化的理论模式，并于1934－1944年在他访美期间，将其编译成EarthboundChina（1945）出版。

在反右和文革期间，费老受到牵连，被迫中断学术研究长达二十余年之久。七十代后期，他得以重返学界，在注重人类学理论研究的同时，反思自己的学术生涯。八十年代起，他的研究与社会实践更为贴近，更加关注应用的研究，努力实现“志在富民”的宏大愿望，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方法论上的贡献

在社区研究方面，早在三十年代中期，他便进入广西大瑶山进行人类学实地考察。在去LSE之前，还考察了家乡江苏吴江县的开弦弓村，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江村经济》（1939）。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被学界公认为是以小社区窥视中国到社会的典范著作。费氏是较早用“社区方法论”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本土人类学者。早年，在方法论上，他强调结合美国社会学家:Park的“社区”理论和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分力群域”概念，并成功将其运用到文明复杂社会的研究之中，以求透过农村社区窥视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对次，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予以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在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与理论方法上，费著是一个里程碑。但二十多年之后，非里德曼提出了异议。1962年，Freedman在马林若夫斯基纪念演讲会上宣读了“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论文。此文论述了中国研究为社会人类学所能作出的具体贡献。他赞同中国社会的研究存在着把人类学从原始部落推向文明社会的潜能。但他对社会人类学社区研究的功能方法提出了质疑，指出中国在人类学中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有社会分化的文明大国，因而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方法和反历史倾向（共时性）分析，在中国研究中便会显现出其局限性。Freedman的批评是：马林若夫斯基认为，吴文藻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学派”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运用了小型社群研究法，而这种研究法一旦在不同的村落社区反复实施，便可借以理解整体中国社会。实际上，马林若夫斯基之所以如此看，是因为他们原来十分习惯原始部落的研究，而对如此广大的中国社会，他们不免觉得无计可施，不得已将无法驾驭的中国分割为可以用传统社会人类学反复分析的“社区”。Freedman认为，如果人类学者对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没有充分的了解，进行再多的社区调查也无法说明问题。社会人类学要出现一个“中国时代”，首先应该向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学习研究文明史和大型社会结构的方法，走出社区，在较大的空间跨度和较广的时间深度中探讨社会运作的机制。总之，Freedman认为小地方的描述难以反映大社会，功能的整体分析不足以把握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大国的特点，社区不是社会的缩影。Freedman对汉学人类学的贡献就在于他指出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应注重探讨历史与现代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力图提出适于文明大国的方法论。毫无疑问，他提出的历史的、宏观的社会学方法，对社区研究方法是一个补充。Leach也认为，一个包括人数众多、历史悠久、文化复杂的民族或国家，只研究其中的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小社区是不能了解这个民族整体的社会文化。“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

费强调，农村研究实在是了解中国国情的基础工作，只从80％以上的中国人住在农村里这一事实就足够作为这句话的根据了，而且还可以说即使那小部分不住在农村里的人，他们的基本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大部分还是等同于农民或是从农民的形式中发展起来的。因之，至少可以肯定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应当从农村研究入手。他肯定了像农村一样的社区可以作为社会人类学的一个研究的适当对象，因为这个社区的人文世界是“完整”的，从功能上说能满足每一个社区居民生活各方面的需要。在研究方法上，他认为研究农村社区时，要注意它是有许多方面和本社区之外的世界相联系的，要集中注意力在本社区的自身，在既划定的范围内观察社区居民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活动，并把本社区和外界的关系交代清楚，这样就可以在这既定的空间内把这个社区人文世界完整地加以概括。他主张在进行微型社区研究的人类学家最好与历史学者合作，使社区研究，不论是研究哪个层次的社区都须具有时间发展的观点，而不只是为将来留下一点历史资料。真正的“活历史”是前因后果串联起来的一个动态的巨流。

费孝通虽然承认非里德曼的“局部不能概括全部”的定式，即方法上不应“以偏概全”，但他提出了用“逐渐接近”的手段来达到从局部到全局的了解。后来他又提出了（云南农村）“类型”的概念，在90年代城乡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又提出了“模式”的概念，对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修正。费认为，有许多中国农村，由于所处条件相同，在社会结构上和所具文化方式上和江村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江村固然不是中国全部农村的“典型”，但不失为许多中国农村所共同的“类型”或“模式”。他进一步认为，有可能用微型社会学的方法去搜集中国各地农村的类型或模式，而达到接近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全面认识.。但他也清楚地看到了微型研究的局限性，“类型概念”固然可以帮助解决怎样去认识中国这样的大国中为数众多、结构不同的农村问题。但即使把所有多种多样的类型都研究遍了，如果把所有这些类型都加在一起，还不能得出“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全貌，因为这些研究始终没有走出“农村社区”这个层次。整个“中国文化和社会”却不等于这许多农村所加在一起的总数。农村不过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中国基层社区。基础社区固然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基本方面，但是除了这基础之外，还必须进入这基层社区所发展出来的多层次的社区，进行实证的调查研究，才能把包括基层在内的多层次相互联系的各种社区综合起来，才能概括地认识“中国文化和社会”这个庞大的社会文化实体。用普通人所熟悉的现成概念来说就是中国文化和社会这个实体必须包括整个城乡各层次的社区体系（1999）。

费孝通重返学界后，便开始反思自己的研究方法。为次，八十年代后，他三访江村，发现中国社会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它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推动了农业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之后，他开始走出社区，扩大到小城镇调查。84年走出苏南，进入苏北，对苏北、苏南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苏北模式”；86年他提出“温州模式”；87年他走向中国西北地区，提出“区域经济”概念，即发展互利互惠的经济协作，通过协作形式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体性，使中西部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发展。为了实现他“认识中国，改造中国，志在富民”的远大抱负，他不顾80岁高龄，跑遍了除新疆、西藏和台湾之外的中国大地，为中国民众走向富裕的道路而日理万机。在“迈向人民的人类学”（1980）一文中，他认为科学的、对人民有用的社会调查研究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说真正的应用人类学必须是为广大利益服务的人类学。

概而言之，80年代起，费孝通开始从农村走进了小城镇，从小城镇走进了中小城镇，从中小城镇又走进了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最后走出了全国一盘棋的研究模式，在理论上探索出了一条研究中国社会的有效途径。

对本土研究的贡献

费氏的《江村经济》可以说是人类学本土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在序言中写道：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认为它将开创本土人类学的发展途径。

费孝通早期对“本土观点”的论述主要是通过具体研究来展示的。近年来他在一些文章中对自己的本土人类学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

在异文化与本文化研究方面，Leach认为社会人类学应该研究“异文化”，因为只有在别的社会中人类学者的观察才能充分地客观化、避免由于社会制约造成的偏见。在他看来，除了费孝通的功能研究有可取之处外，中国人类学的其他类型的研究都未能逃脱本土人类学者本身从小习得的司空见惯的文化，因而无法提出具有说服力的人类学解释。费孝通针对Leach的观点提出两点反驳，第一，他指出，无论人类学者如何能够旁观他人的社会，最终他们还首先是自己社会的一员，受他们从小习得的本文化观念的影响，在他们的写作过程中，他们更需要在家乡文化的制约下叙述他们的异文化经历，因此，他们的“旁观”与本土人类学一样不可能达到完全客观。第二，本土人类学者一般是在国内其他民族中的田野工作以及从社会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学习中获得的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来理解本文化的，因此有可能兼容不同的是经验。

在参与观察方法上，传统人类学主张，人类学者不仅要以及异文化，以便避开自己社会的偏见，而且还要参与到别的社会中去深入理解他人的生活。用费孝通的话来说，异文化容易使人类学家“出得来”，而参与观察则是要求人类学者“进得去”。主张异文化研究的人类学者认为，人类学者在本文化中会犯“出不来”的毛病，这就是说本不人类学者往往无法从自己所处的生活地位和文化偏见中逃脱出来作出“客观的判断”。不过费氏指出，异文化的研究往往存在“进不去”的缺点，也就是说，研究他人的人类学家通常可能因为本身的文化偏见而无法真正进行参与观察。费氏认为，本土人类学的首要任务是使自身与社会形成一定的距离，而形成这种距离的可行性途径是对一般人类学理论方法和外域汉学人类学研究加深了解，通过这种了解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的社会和文化“陌生化”。

此外，在费氏的作品中还体现出对本土观念和不同价值观的尊重，主张用来自本土、适用于本土的概念来表述本土文化。费氏对本土人类学与西方对本土观念的反思是有区别的，西方人类学强调对本土文化偏见的反思与批评，而费氏则主张运用人类学的社会知识来“推进社会进步”。

对教育问题的关注

费孝通不仅关注“富民”的问题，而且关注“育民”的大业。在“关于教育的思考”一文中，他认为农村经济发展了，但教育跟不上不行。他说，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民家里没有一本书，这种反差要认真研究，在经济发展高潮下，要考虑知识问题、教育问题。他认为教育就是把有用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一代代传下去。他还注意到，学校教育不仅仅是学校范围内的事，要把学校教育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

对族群问题的研究

在中国，费孝通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族群。其作品《迈向人民的人类学》(1980)在国外人类学界很有影响，通过这部作品，国外学界可以了解中国人类学者的使命及中国的民族问题。《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1996)，以作者的亲身经历评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并指出它在中国的局限性；同时，强调了民族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重要性。只有结合历史研究，我们才能看到族群发展的整个过程。另外，在民族识别中，尊重民族自称也是极为重要的。

费孝通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个概念，认为中华民族在“一体”这个前提下，各个民族存在着多元性。Tan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nation”,在汉族中，可能都会接受这个概念，但在部分少数民族中，是否完全认同，仍需要进一步地探讨。他们可以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族群是与国家密切相关的，是国家为了整合而创制出来的概念。国家对推动族群认同具有重要作用。海外华人就是典型的例子。为了他们客居国家的认同，他们可能会说自己是华人，但不会说自己是中国人。族群认同是可以创造出来的。因此，“中华民族”只是一种政治推动，一种观点，但不是事实。此外，他还强调历史记忆在族群认同中的重要作用，如果政府不注重民族工作，尊重少数民族的权益，一旦给他们留下历史的创伤，它往往会成为人们对抗国家（政府）的工具。

综观费孝通的学术生涯，我认为他对人类学的贡献既有理论方面的，也有实践方面的。在理论上，他成功地将人类学的功能理论、社会结构论等运用于本土社会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终身都在以人类学的知识促进人类各群体的相互理解，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使整个人类和平相处，相互合作，最终走想人类大同。在实际应用上，他对农村的研究，到对小城镇的研究，到对整个大的区域经济的研究，不仅具有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意义，而且在人类学研究方法上具有开拓性意义。传统人类学者的研究一般局限于村落社区，而他却实现了从村落到小城镇再到大区域的跨越，这可以说是对人类学本土化的突出贡献。如果中国的社会人类学者能像费老这样把学问作到“志在富民”的境界，且付诸实践，做出实际贡献，那么中国全民小康的日子也就指日可待了。不过我似乎隐约感到，90年代以来，费老在中国人类学界的学术话语隐含有“真理”的意味，而后辈对其只是毫无反思地加以崇尚，这样很容易滋生学术上的霸权，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