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n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从王铭铭所著《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来看，他所界定的中国研究仅限于各个历史时期国内外人类学者对汉民族的研究。对此，蒙古族青年人类学者纳日毕力格指出，在王铭铭的著作中，“中国”这个名词代表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体系，而事实上中国民族-国家境内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民族群体，王在书中却一再强调 汉学人类学就是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纳日认为王所说的“中国社会”不能代表一个多元的格局。在国外，与汉学并存的还有蒙古学、藏学、苗学、瑶学彝学等种类的区域人类学。我比较赞同纳日的看法，中国少数民族的人类学研究是中国社会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在论述中国少数民族的人类学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其前期的铺垫性研究进行简要回顾。

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由来已久。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山海经》中就有不少篇幅论及少数民族的社会组织、经济生活、体质特征、婚姻制度、宗教信仰、风俗民情等方面，开启了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先河。另一部反映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群体情况的早期论著上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楚辞》。汉代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两千年前生活在我国边缘地区各族的社会和历史情况，如在《匈奴列传》中，就描述了我国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先民匈奴的畜牧经济、社会组织、婚姻姓氏以及风土民情。此后的二十四史和清史，特别是《北史》、《辽史》、《金史》和《元史》等，为研究少数民族提供了丰厚的历史资料。除上述汉文文献资料外，还有不少少数民族本民族自己撰写的文献。如十一世纪我国维吾尔族学者喀什葛尔的《突厥语大词典》对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民族历史、社会及语言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至于《蒙古秘史》、藏文经书、回鹘文文献、老彝文文献中，有关少数民族的记叙就更丰富了。当然这些有关少数民族的研究，还远远算不上人类学的研究，但它们的学术价值却不容我们忽视。

中国少数民族的人类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叶。少数外国学者，通过在中国的实地调查写成一批少数民族人类学论著，如史禄国的《满族社会组织》（1924）、《北通古斯的社会组织》（1929），法国神甫许让的《甘肃西宁土人的婚俗》等。这些人类学论著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早期研究产生过一定影响。

本土人类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实地调查研究，可以说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1928年，在蔡元培的主持下，一批在英美等国系统地学习了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青年学者，进行了广西凌瑶族、台湾高山族、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以及云南各民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随后出版了一批中国早期的以当时比较先进的人类学理论方法写成的少数民族调查报告。 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有陶云逵的《西南部族之鸡骨卜》，应用“文化与历史”的观点研究了云南的民族，对彝族的鸡骨卜作了详细的研究。戴裔煊的《僚族研究》，着重从“文化圈”上观察了僚人与南方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他根据各族在干栏、铜鼓、服饰等方面的相同情况及历史的相互往来关系，把南方各族一概归为僚族。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明确地指出民族学研究的对象限于“落后民族”或“史前民族”。他把赫哲族作为一个民族来考察，但是脱离其经济而独立地描述他们的生活。他与芮逸夫合著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947）叙述了苗族的历史、地理分布以及宗教巫术等。他们认为一个民族的全貌主要体现在生活习俗和意识形态上，对经济结构方面的论述很少，从而不能解释民主社会发展的根源和正确地描述一个民族的社会全貌。杨成志的《云南民族调查报告》（1930）主要就西南、中南一带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彝族进行了论述，但多是把地方志中的民族资料和实地调查的材料进行对比和编排。相比之下，费孝通和王同惠的《花篮瑶社会组织》（1936）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更具有学术价值，在当代中国人类学界的影响也更大些。此外，林耀华于1947年出版《凉山夷家》，用当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的话来说，该书是对彝族社会与文化的最为详尽的描述，是难得的佳作。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1946）运用 马林诺夫斯基和杜尔凯姆关于宗教与巫术的理论，对傣族的“摆”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摆”在傣族社会中的人格与社会的完整上具有功能作用。江应梁的《摆夷的经济生活》（1948），用进化论的观点分析了傣族社会的发展。类似的研究还有林惠详的《台湾番族调查报告》、颜复礼的《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等。

在西北民族研究方面，李安宅于1938年对甘肃的拉布楞寺进行了田野调查， 研究了藏传佛教，谷包1946年对洮河和白龙江上游的藏族聚居的农村和牧区进行了社会调查，著有《卓尼的土司制度》等。

总之，在解放前大约30年的时间里，中国早期的人类学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近百篇研究报告和论著，为后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奠基了坚实的基础。我个人认为，除为数不多的数篇（如费、田、林耀华等）外，这些研究虽然关注对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实地调查，但缺乏理论上的分析和建构。在许多调查报告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详尽的描述，缺少理论性的归纳和总结。

对于1949年后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 60年代中期，这段时期主要进行了民族识别工作，积累了大批珍贵的民族研究资料。如从1950年到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派出4个考察团，分别到西南、西北、东北和内蒙古等地进行民族调查研究工作，相继出版了一批关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论著，如林耀华的《西藏社会概况》等。1956年，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中央民委组织了8个调查组分赴全国8个省区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研究工作。1958年，调查组扩大到16个组，分布到有少数民族聚居的16个省区。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少数民族调查。之后出版了《鄂伦春社会的发展》、《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等论著。这个时期的论著严重地受到苏联民族学研究模式的影响。此外，当时的调查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目的是为新成立的政府制定民族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个阶段从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也就是十年文革时期，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发展受到严重挫折，步履艰难。

第三个阶段，从70年代中期至今。由于政府政策的改变，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又得到了新生。国家民委组织了“《楚辞》。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着手编写和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区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丛书》等五套丛书。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说，上述五套丛书算不上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但这些丛书的资料均来自实地田野考察，对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在论述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时，它们的地位不容忽视。

70年代后，随着中国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国外学者对中国社区的热力学调查也逐步发扎起来，其中有不少人类学者将自己机的研究集中于少数民族地区。纵观70年代以来出版的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人类学论著，我想就如下几个方面进行简要论述。

关于族群与认同的探讨

自60年代起，有关族群与认同的研究就已经成为人类学界探讨的热门话题。70年代后，国外人类学家开始应用族群与认同理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族群与认同问题。多数学者认为，在中国，政治在族群与认同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Harrelll 在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 Taiwan (1996)中讨论了中国少数民族认同的多样性和流变性，认为各民族可以因其自身利益而采取不同的认同方式，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情景而有不同的认同。他在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 (1995)中 系统地讨论了中国政府通过学校等阵地“教化” 少数民族的过程，他认为这反而促发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使自己区别于主体民族。  Gladney 在 Ethnic Identity in China （1998）中探讨了回族在强大的汉族社会文化的影响下上如何通过对外域穆斯林先祖的观念认同而达到自身的认同的。Litzinger在 Other China (2000)中论述了后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族群认同政治，重点讨论了瑶族精英 分子如何向汉人及西方表述他们自己的文化、历史以及自我认同。他的研究向我们展示出学者、政府官员以及道教的仪式专家等是如何影响瑶人在世人眼里的族群形象。王筑生在 The Jingpo: Kachin of the Yunnan Plateau (1996)一书中比较成功地把国外的人类学理论方法与中国少数民族（景颇族）的例子结合起来，分析了国家与族群的关系，论述了在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如何通过传统来表述族群认同的。

政治认同与族际整合方面的讨论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探讨了不同族群的政治认同与族际整合。Mackerras 在 China’s Minority Cultures (1995) 一书中讨论了自1912年到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与整合。 他认为尽管民国政府与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体，但在族际整合的策略上却惊人地相似， 均采取同化的民族政策。他重点讨论了少数民族认同与其被整合于中华民族之间的张力机问题以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变迁之间的张力问题。Berhard 在 China’s minorities: Yesterday & Today (1982) 中描述了中国政府如何通过政治力量把被视为“边缘人” 的各少数民族整合进中华民族，并最终使他们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Heberer 的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讨论了政府对少数民族认同的重大影响。他认为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不仅对中国国内的各少数民族的整合具有影响力，而且对周边国家的同源民族亦有影响。 Deal 的National minority policy in southeast China（1971）讨论了中国南方少数民族 因政治力量而被汉化，从而整合于中华民族的过程。 Dreyer 在 China’s forty millions (1976)中详细地论述了中国政府为了这么统合而采取的策略，分析了中国政府当局重视民族问题的原因。 ,Hansen 的 Lessens being Chinese (1999)  从教育入手，讨论了中国政府在统合各少数民族群体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政府通过学校这块阵地，向全民灌输“中华民族”的观念，从而把弱势群体统合为统一的族体。Postiglione 在 Education of China’s minority (1999)中也认为学校在再生产支持主体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在有意地教化少数民族群体，从而达到其政治社会化的目的。

对中国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探讨(略)

对民族关系的讨论

民族关系向来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议题。在当今世界，民族问题是许多国家局势动荡和发生冲突的根源。这些问题不仅会引起强大国家（如前苏联）的解体，而且在世界各地引发了持久性的战乱。Mackerras (1994) 讨论里 20世纪在中国所发生的重大政治运动对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影响，他认为在整合与变迁过程中，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都可能成为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Dreyer (1970) 认为，从表面上看，中国政府在任用少数民族政治精英分子来管理自己机的民族，但实质上，他们只是些“聋子的耳朵”而已，少数民族政治精英分子在理论上有实权，实际上只是为汉族政治精英们跑腿打杂的助手。他的观点有失偏颇，如果从全国通盘来看，他的说法或许有些道理，但就民族地区而言，情况有时可能会相反，部分汉族干部才是“聋子的耳朵”。Harrell (1995)也认为处于政治中心（汉族）的意识形态话语与处于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意识形态话语在政治对话上是不平等的。他从性的隐喻（把少数民族视为女性，象征从属、污秽和危险等）、教育的隐喻（把少数民族视为儿童，象征无知、可教化的）以及历史的隐喻（把少数民族视为原始的，象征过去、愚昧落后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边缘人的遭遇。上述研究值得我们思考，这些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偏见与歧视无疑会伤害民族自尊，久而久之便会积淀成为民族情感伤痛的记忆，成为引发民族矛盾与冲突的导火索。

总之，由于一批在国外学习了当时比较先进的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本土青年学者的努力，中国少数民族的人类学研究起步强劲，但在研究区域上多限于中国西南地区，在研究内容上多限于对生活习俗与社会发展进程的研究，重描述而轻理论。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原因，西方人类学理论受到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得到大力推崇，苏联民族学科的模式被搬进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机领域，强调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使人类学研究几乎同等于历史学研究。改革开放后，人类学对少数民族的研究迅速恢复，但由于研究梯队出现严重的青黄不接的现象，少数民族本土人类学研究声音微弱。相比之下，有更多的外域人类学家在从事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并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果。中国少数民族的人类学研究的发展里程，可以形象地用一个“U”字来形容，两端强，中端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