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及其理念

韦伯是19世纪末与20世纪处的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从历史到现代，从经济到政治，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他都有所涉及。社会学界普遍认为，对现代社会学影响最大的有三分人：德国的韦伯，法国的杜尔凯姆和德国的马克思。在社会学圈外，马克思的影响最大，而在社会学圈内，则杜尔凯姆和韦伯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他们俩被认为是社会学大师，但两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却大不相同。杜尔凯姆以实证主义哲学为依托创立了实证主义社会学。他的研究更注重社会的结构与功能，开结构功能派的先河；韦伯则把自己的社会学称为理解社会学，力图从研究人的社会活动及其动机出发对社会的人的活动进行理解和说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理论对社会学的结构功能学派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帕森斯完成的。帕森斯是现代结构功能学派社会学理论的创始人，他对韦伯社会学的研究和传播贡献巨大。他的社会学理论也深受韦伯理解社会学的影响。他的社会学理论的许多概念和范畴就是从韦伯的理论中借用的。韦伯的政治思想政治领域和政治科学领域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例如他的官僚制的理论就对当代社会政治发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人们在谈论这个问题时，往往要到韦伯的理论中去寻找支持和解答。

《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1905）

论述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发展与宗教关系。为了解释新教理论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韦伯引用了美国著名科学家和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对一些青企业家的一段有训诫性的话，认为富兰克林的这段话的全部内容就是指在现代经济制度下能挣钱，并且要挣得合法，就是专于、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是人类的美德和能力的表现。韦伯认为富兰克林宣扬的不单是发迹的方法，更是一种奇特的理论，它不仅仅是从商的精明，它还是一种精神气质。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人把赚钱看作是人人都必须追求的目的，看作是一项职业。“他们是些在冷酷无情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既精打细算又敢作敢为。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人都节俭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投身于事业中，并固守着严格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原则。”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个部分。资本主义精神与宗教信仰到底有什么关系？或者说资本主义精神是怎样从宗教精神中引发出来的呢？韦伯认为是从两次宗教改革及其在改革中出现的新教的各个教派的理论和学说。其中最重要的是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第一个阶段是路德所领导的教派改革。是路德把宗教活动与世俗的经济生活联系起来，从而开通了宗教影响经济生活的道路，使宗教思想开始对人们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生活发生作用。第二个阶段则是加尔文领导的宗教改革。加尔文进一步把宗教活动解释为世俗的经济活动，并用新的宗教观念为经济活动注入了新的精神和新的思想准则。这些观念和准则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源地。韦伯认为路德用职业一词把世俗的工作和劳动与宗教的生活联系起来，这就为宗教直接影响现实生活开辟了道路。因此，他认为这种对世俗活动的道德辩护是宗教改革的最重要的后果之一。韦伯特别强调两点。第一，宗教改革不是经济变革的结果而是经济变革的原因；第二，宗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决不是唯一的原因。韦伯认为加尔文派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预定论。这个预定论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一切造物只有一个生存意义，即服务于上帝的权威。预定论还认为，上帝认为人皆有罪，因此他预先只给少数人恩宠，使他们得以在死后升入天堂，这些人被称为上帝的选民，而其余的大多数人则将被罚入地狱。总之，加尔文派的伦理思想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增加了宗教神圣化、生活理性化的色彩。这不仅使它的信徒们日益重视世俗的生活，而且对世俗生活采取了一种更加理性化的态度。使禁欲主义转向世俗活动。韦伯认为新教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职业观和对禁欲主义的赞扬。新教主张人们要恒常不懈地进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认为劳动是历来就被推崇的禁欲手段，是对一切诱惑的特别有效的抵御方法，是维持个人与社会存在的必要的自然条件，是人生的最终目的。新教特别强调职业，特别是固定的职业的禁欲意义。新教理论认为，上帝向人颁发的命令，要他为神圣的荣耀而劳动。清教徒的职业观以及它对禁欲主义行为的赞扬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第一，清教的禁欲主义直接影响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产生和发展。这种世俗禁欲主义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把获利冲动合法化，看作是上帝的直接意愿，打破了获利冲动的束缚。而另一方面，他们又赞同对财产的理性和功利主义的使用，认为这是上帝的意旨，是为了满足个人和公众的需要。清教禁欲主义严厉斥责把追求财产作为宗教目的的行为，但却赞扬在职业劳动中不懈努力，这无疑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生成发挥过巨大无比的杠杆作用。当消费的限制与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就是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地增加了财富。第二，清教禁欲主义影响到资产阶级伦理观念的形成。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给资本家提供了有节制的、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的劳动者。禁欲主义还给资产阶级一种令其安慰的信念：现世财富分配的不均本是神意天命。第三，清教禁欲主义还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培育了新一代的忠实的工人。禁欲主义倡导为了信仰而劳动，对于在生活中没有其他谋生机会的人而言，尽管所得报酬很低，也是最能博得上帝欢心的。认为劳动是一种天职，是获得上帝恩宠的唯一手段。

总之，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就是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生产过巨大的影响，从而也就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在韦伯看来，一种经济制度的产生既需要物质条件，也需要精神条件，只有在两种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才能产生出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在精神和物质条件都具备的条件下发生的。在这里，精神条件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在西方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虽然有的地方曾经有过或者存在过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一些物质条件，但是这些地方由于没有产生像新教伦理那样的精神条件，因此资本主义并没有在那些地方产生出来。

宗教与中国

韦伯是从1904年开始他的宗教问题的研究。他的这一研究可以分为三分阶段：第一阶段从1904年到1905年，他对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研究。这包括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等论著。从1910年到1913年是他对宗教研究的第二个阶段，他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他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是从对禁欲主义与神秘主义的区别的研究的开始的。对世界六大宗教分别进行了研究。第三阶段从1914年到1917年。这一时期主要使把前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整理出版。包括《经济与社会》以及他死后出版的三卷本的《宗教社会学》。

韦伯认为宗教起源于人们企图解脱现实生活中的痛苦的愿望和要求。在现实生活中，受到迫害的人们希望得到拯救。宗教正是适应这种要求而产生出来的。在他看来，宗教分为两种：救赎型的和轮回型的。轮回型宗教起源于对神秘价值的追求，它的方法是通过对某种行为，或者某种有计划的持续性的禁欲主义生活，使灵魂转世再生。救赎型宗教则主张通过为神所赞成的生活方式来弥补自己的罪过，从而使自己在天国中从苦难中拯救出来。

在韦伯看来，地域和社会都会对宗教产生影响。他特别重视研究各种宗教类型对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影响。韦伯认为由于禁欲主义宗教对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影响而产生了一种对社会影响很大的伦理观念，这就是责任伦理。由神秘主义宗教对社会的影响而产生信念伦理。禁欲主义宗教的天职观念，在职业生活中获得拯救的观念，以及为了职业的需要进行自我克制的观念，都使它的教徒们接触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经济活动，因此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影响。而神秘主义宗教则主张避世，主张与社会经济生活隔离，这使他们不可能对社会生活起什么积极作用。而且禁欲主义的宗教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日趋合理化的需要，因而能与社会发展的进程相一致。

总之,韦伯对东西方宗教的研究,开始于对东西方宗教类型的分析和比较,指出西方的宗教多具有禁欲主义的色彩,而东方的宗教则是神秘主义的。西方宗教的禁欲主义伦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东方宗教的神秘主义则阻碍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道路。

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韦伯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和中国宗教的主要目的，正如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导言中所说的，是为了弄清楚为什么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没有产生出像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他对中国的宗教文化与西方的宗教文化作了比较，分析了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主观和客观原因。

中国的农村社会的宗族

在韦伯看来，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还在于中国农村社会及其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在中国古代的农村中，农业经济的突出特点是小农经济，而农村的社会组织特点则是以宗族为核心的社会组织的发展以及它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他认为，像西方那样的庄园经济和具有资本主义特点的大型农业企业在中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造成这种发展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家产官僚制的税收财政制度与保护小农经济的政策造成的。韦伯指出，中国古代政府的财政政策是设法直接向农民征收赋税以防止封建领主阶级的出现，并其与政府争利从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威胁。宗族的凝聚力仰赖于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是一种民间崇拜，纯粹由家长主持而无需政府和官吏干预。这就决定了宗族组织的自治性。他认为宗族在经济上维护着自然经济的形式和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这种建立在血缘、亲属关系上的宗族组织是与合理化的现代经济关系格格不入的。

宗族关系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也十分巨大。在农村的宗族组织有很强的组织性，强固的宗族血缘纽带在抵制中央政府官僚制的统治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从而使官僚的政治统治不能直接达于农村的宗族之中。这种情况阻滞了官僚制的进一步发展，使它的组织和势力只能及于城市而难于向农村扩展。农村就这样成为无官僚的地区，这就为士绅在农村的势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宗族组织和宗族观念对中国法律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使资本主义的发展缺乏法律的保证。

韦伯认为，中国儒教虽然具有入世的色彩，但它的教义却缺乏西方宗教的那种禁欲主义的内容。儒教的经典内容，只不过是一种伦理，是人们世俗内部的一种俗人的道德，而这种俗人的道德所教导人们的只是对俗世及其秩序与习俗的适应。它要求人们以儒家的伦理去适应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世俗社会。然而，儒教经典却鄙视社会的经济生活，其重义轻利的教条教导官僚阶层远离利与欲的要求，而去追求一种纯粹道德意义上的完美人格。因其不重视经济生活，因而它就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总之，儒教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又远离经济生活的教义使儒教的入世主义因素不仅不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而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