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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山深处的读书声
The Blackboard Deep into The Great Yao Mountains
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的理论
“正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因此，教育每个人学会和别人进行真正原初的心灵对话，是十分重要的。”――福柯
福柯对所有现代形成的个体性发展，特别是个体在一种权力关系网络建构中的发展，毫无疑问的，他的作品是具有社会学的重大意义。他的作品有很多是在讨论权力关系的概念与分析。他对思想背后所蕴含的组织模式的分析，大部分是摆在权力和知识的关系上，通过这些关系，人类被转化成主体。Althusser在探讨国家机器如何介入日常生活，塑造维持资本主义关系所需要的存在条件时指出，个体误以为自己是行动的创造者，基本上是国家所塑造出来的意识形态产物。但权力对福柯而言，完全并不集中在国家手上，而是无所不在的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正如Giddens（1991）所指出，他分析权力是和身体这个议题一起作分析的，尤其是身体和权力机制，在现代性环境下和“教化权力”的出现之间的关联。福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身体成为权力的焦点，权力是让身体臣服在自我控制的内部教化下，而不像在前现代的社会中，只从外部来标示它。因而，教化机制所制造出来的是“温顺的身体”。但显然，福柯对于权力和身体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单纯的假设身体在权力的运作之下必然或自然而然地臣服，因为身体并不只是物理存在而已，它能否成为“温顺的身体”还涉及到主体性的问题。福柯所关心的问题（权力、知识、文化、自我、身体等）正是人类从十八世纪以来成为知识的主体以后所遭遇的问题。福柯和他之前的西方社会思想家所不同的是，他并不曾尝试寻找任何可能的出路，而是消极的彻底解构社会对个体的各种宰制过程和手段。对福柯而言，身体的主体性建立是个体唯一挣脱社会宰制或欺骗的可能出路。他认为，权力是主体的问题，其目标是要创造出一种人类在辞赋文化中被塑造成主体的不同模式的历史。他指出，人类本转化成主体有三种客体化模式：第一是探究的模式，这种模式给人科学的地位；第二是福柯称之为区分实践，这些区分不是来自他自己，就是来自别人；第三种模式是福柯想要研究的，即一个人如何把他或她自己转变成主体的方式。福柯选择了性的领域来研究人如何认知到自己是“性”的主体（1983）。
《疯狂与文明》（1961）所处理的是知识形式和身体所附载的权力形式之间的特殊历史关系，但并未说出一种权力――知识关系的概念，也没有很明显地把身体等同于现代社会中权力关系运作的直接对象。但是，到了《教化与惩罚》（1975），对于权力――知识关系的概念变得很清楚，同时，身体也被看作是权力技术运作的对象。
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的作品对福柯的作品有重大的影响。福柯认为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一些作品的意义乃在于，他们为现代的社会思想挣出了一片天空，以及在创造新的诠释学、新的诠释秩序上的奠基角色。在福柯看来，他们都承认知识和权力之间有某种关系存在。对马克思而言，这种关系的形式是存在于思想形式、概念以及经济权力之间；对于弗洛伊德而言，这种关系的概念是来自欲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对尼采而言，所有思想和知识的形式乃是一种“权力意志”的展现。上述三位思想家都想要对人类的限制提出解释，他们的解释都很有效的深入到表层现象之下，揭露了利益和权力存在于社会建构层次、个人心理层次以及普遍或相对的人性层次中的冲突。在他们的解释当中，尤其是尼采和弗洛伊德的解释，不仅揭示了解释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工作，而待解释的现实也没有根本的对象或本质。
福柯的主要作品：
福柯的作品有很重要的连续性，尤其是他对西方文化以人作为知识主体和客体的各种模式的历史分析，以及连带而来的，对知识形式和权力之间内在关系的关心。《疯狂与文明》是一份处理十七世纪历史上出现区分理性和非理性，理性和疯狂的条件的文本(是他的博士论文)。这本书的议题是：需求（needs）必然是外在于我们的，理性和疯狂究竟是要当成两种有截然不同经验秩序的历史建构，抑或是会因为理性的独白而消失。《疯狂与文明》处理到彼此相关的议题有：理性和不理性的区分，以及特殊人口，尤其是疯子因此而受到的隔离；隔离的特殊制度结构的出现和发展，根源于现有的文化意象和麻风病所带来的监禁概念，这些意象和概念也被用来管理那些因为懒、穷、堕落和疯狂而威胁到公共秩序和道德的不理性的人或团体，以及从上述状况下所出现的新知识形式，这些新的知识形式进一步推展了监禁制度的客体化特征，有助于指认疯狂主体的构成。福柯的著作充满了对隔离和分化、制度性的监禁和管制、新知识的构成以及新主体的形式等等议题的看法。
《诊所的诞生》虽然看起来是一本冷僻的文本，讨论有关医疗论述以及医疗观点知识概念、结构和组织形式的转变所带来的改变；但事实上，它却是一本揭露个体建构或甚至是个体的肉体，乃是科学的医疗检视和分析对象的文本，这样的文本是以“第一份有关个体的科学论述”，来证明医疗对人文科学建构的主要性。医疗对人文科学的构成之所以主要，乃是因为个体在医疗论述中首次成为一种“实证知识的客体”，第一次出现一种把人看成即使知识主体也是知识客体的概念。福柯在研究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分，把“疯狂”视为个体病理学概念的兴起，以及“心灵科学”的发展时，是以一种普遍而具原创性的形式来呈现，人文科学形成的历史可能条件这个主题。
《事物的秩序》的核心问题是，人成为一种知识客体的可能条件性。这是一部复杂而富有挑战性的作品，其目的在于找出十九世纪出现的人文科学思想体系的法则、规律和形构原则。他的中心论点是：现代思想的起源及其历史，并不是在思想上的连续秩序中，或是透过这种秩序逐渐形成，每一种思想形式都被看成是前一种形式的进步修正；甚至在不同思想秩序的对照和比较中，也显露出不同存在的知识模式。换句话说，福柯的分析并未勾勒出理性的进步，而是勾勒产“事物存在模式，以及出现这些模式给人理解之前的分割模式秩序”的转变。很明显，福柯作品中一个一致而普遍的特质是对理性进步概念的反感。
《知识考古学》的主要论旨是在讨论另一种研究模式－－考古学，它适用在一种被忽略的对象、陈述领域、当然，尽管福柯的讨论焦点是放在论述、论述的实践以及关系上，但所指涉的却是非论述的关系和实践、制度、社会经济过程以及行为模式。福柯所关注的问题应该是揭露“者些论述关系的特殊性，以及它们和其他两种关系之间的交互作用”的问题。在《教化与惩罚》中，福柯所处理的是论述性和非论述性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权力、知识和身体之间的关系。福柯在《疯狂与文明》和《诊所的诞生》中，所处理的是知识形式和身体所附载的权力形式之间的特殊历史关系，并没有真正说出一种权力和知识的概念，也没有很明显地把身体等同于现代社会中权力关系运作的直接对象。透过《教化与惩罚》，权力－－知识关系，以及把躯体看成是权力技术运作的对象的概念变得很清楚；虽然福柯的讨论要处理的是惩罚形式的转变，以及现代惩罚制度－监狱－的出现，但是他的主要分析焦点却是落在“投注于人类身体，并将人的身体转化成知识对象以压抑它们的权力和知识关系”。
在福柯的作品中，身体的概念是权力关系运作的核心，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系谱学分析把身体看成是知识的客体，是权力运作的对象。身体是在政治领域中展现，在权力关系所投注的政治领域中被教乖，教得具有生产力，因而有政治和经济上的用处，这种身体和身体力量的臣服是透过政治技术达成的，它是一种身体的知识，这种知识并不完全由其功能所构成，而且，驾驭身体的力量超过征服它们的力量。福柯的系谱学分析一开始是检视现代的权力关系特质，他检视的问题是“权力如何被运用”，以及附带而来的权力－－知识之间关系这些问题。知识不可避免地要结合权力网络：权力生产知识（并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而鼓励它，或是因为它有用才用它）；权力和知识彼此是相蕴含的，没有知识领域相关的建构就没有权力关系，没有任何知识不同时预设和构成权力关系的。福柯对权力的第一个问题是“权力如何被运作？”，第二个问题是“权力运作的效果是什么”，而不是“权力是什么，由什么地方产生？”。简言之，权力并不被看成是一个统治阶级、国家或当权者才有的特质，而是被看成是一种策略；随权力而来的宰制效果并不是因为主题受到剥削，而是因为“操练、策略、技术、各种功能”；一种权力关系并不构成加诸“无权力者”之上的义务或禁制，而是对他们的投资，籍由他们并透过他们来传达。总之，福柯对权力的概念，既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制度，也不是把它当作一种结构，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复杂的策略性情境”，一种“力量关系的多样性”，同时是“意向的”又是“非主观性”。福柯认为，“有权力的地方就有反抗”，权力的存在是以一种“反抗点多样性”展现为基础，而且反抗的多样性也不应该被化约成是单一场所的革命或背叛。福柯认为，权力分析应该从一种微视的层次来进行，其目的是要揭露权力的特殊历史、技术和策略。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权力关系贯穿并且构成社会的身体。
教化技术与惩罚的实践
惩罚历史的焦点从把身体当作权力运作立即而直接的对象，转变为对从心理、主体性、人格、意识和个体概念化出来的“灵魂”或“可知的”人的惩罚，这代表一种新权力形式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知识形式的出现。因而身体并不会由于掌握到权力而解放，反而会因为新的权力技术、教化的出现，并透过这种具备一种属于个体的新现实和知识的新权力现实的运作，而被误置到次要的中介的地位。
在每一个社会，身体一直是服膺在权力之下的，然而，随着教化技术的出现，权力运用于身体上的规模、对象和形态有不同的顺序。教化是一种为训练或强迫身体提供程序的权力技术。教化权力的第二种工具是使之正常化的审判。然而，教化并不仅仅是透过刑法在运作，同时也透过奖赏，有好的行为策略时给予奖励和特权，有不好的行为时则给予刑罚和悔过。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一个教化权力制度的惩罚目的并不是在赎罪或压抑，而是在于正常化。教化的第三种奖赏是检视，结合了层级性观察和正常评断的技术，透过个体的分类和评断，去影响使之正常化的注视。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是透过检视机制的三种特殊效果所组合而成的：1，将可见性场域转换成权力领域；2，档案、文件和记录的对比；3，个体个案的建立。
透过检视机制，个体被摆到可见性场域，臣服于一种客体化的机制，并因此接受权力的运作。圆形监狱是透过个体摆到可见性场域作为权力的机器，让每个人在这场域中的相对位置上，都有一个集中化而看不见的观察者。在这个架构中，主体是被个体化在他们本身的空间被看见，同时也要意识到他们可能一直不断的被看见。即使那些受权力检视的人不能看出他们的观察者有后面这些情况，意识到他们是在一个可见的空间被检视，还是可以有效的保证权力的自然运作。在福柯看来，一个属于可见性场域，也知道自己属于一个可见性场域的人，自然会接受权力的限制；他让这些限制加诸于自己；将自己纳入权力关系的同时，他就扮演了两个角色，他成为他本身臣属的原则。
权力与国家
在社会科学中，权力运作的概念运作向来的是从个体或制度代理者（agents）的行动，或是结构和体系的效果这两个角度着眼的。因而权力向来都被定义成代理者凌驾并违反他人意志或利益，以实现其意志或利益的能力。另一方面，权力也被定义成结构和体系的一种特质或效果。例如，在韦伯的作品中，除了一种从人类代理者角度出发的权力公式之外，还考虑到权力关系在宰制体系中的结合（Parkin1982）,在帕森斯（Parsons）的作品中，权力并不是被概念化成团体或个体所拥有的特质，而是一种流于政治体系中的普遍化资源（Hamilton1983），在马克思的作品中，权力则被认为是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当中。福柯对权力的概念，有一种在性质上很不同的秩序。权力被看成是关系上的，是某种由社会身体（socialboby）中不同观点所运作的东西，它不是“被取得、掌握或是共享”的某种东西。权力也不被看成是从社会阶层顶端加诸下来的，而是由以一种由下而上的毛细管方式在运作。因而大量二元分化形式的对立只是一种累积分裂和反抗多样性的暂时性例外状态，这些分裂和反抗则是源自于权力关系在社会身体中的多样性。权力除了在关系上具有毛细管特质之外，也呈现出意向性机非主体性。也就是说，权力的可知性并非来自于个别主体的决定，而是来自于权力关系充满计算、目标和对象。从福柯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始终都是在反抗中完成的这个事实。从现代国家的制度和代理机构来看权力运作是福柯的重要观点。他认为：要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意味着要一直从主权和宗主权的角度来看它，也就是说，要从法律来看。军队是一种死亡的权力，警察和正义是站在惩罚的立场等。我并不是说国家不重要，我要说的是，权力关系及其分析必须让它们超出国家界限，因为国家就是它作为机器的全能而言，是不能够占据整个真正的权力关系领域，同时，这甚至是因为国家只能在其他已经存在的权力关系的基础上来运作。国家在整个一系列包括身体、性、家庭、亲属关系、知识、科技等等的权力网络上是超结构的（Gordon1980）。福柯的作品在讨论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或是人类在现代社会中被转化成主体的客体化模式时，相对很少提到国家。有人批评福柯有关权力的讨论忽略了国家的重要性，而且也不能赋予在历史中扮演决定性角色的生产模式应有的意义。这些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角度来看待它主要的文本和分析。另外，福柯的作品到目前一直被批评缺乏“阶级的观点”，不能处理国家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Lecourt1975）。博蓝查（Poulantzas）在《国家、权力、社会主义》一书中，认为福柯的作品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提出了一种对个体性在现代社会中籍以建立的特定权力制度的唯物论式分析。然而，福柯对现代社会中权力和知识关系的分析价值，最主要是来自以下的两个考验。首先是福柯的作品被认为过分低估了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其次是福柯也几乎完全忽略了国家在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两个考验让博蓝查得到的结论是，虽然福柯有很多分析是和“马克思主义互通的，但是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福柯分析的起点来看，才能了解这些分析”。博蓝查认为福柯作品所说的权力关系概念欠缺一种精确的基础或根据。福柯认为权力关系在社会生活中是无所不在的，或是可以说是等于社会性（sociality）,但是，博蓝查却认为权力有一种精确基础，在阶级分化和斗争的情况下，其形式是：一是剥削，二是不同阶级在各种权力机器和机制中的地位，三是国家机器。博蓝查的疑问是，如果权力没有基础，如果它无所不在，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反抗？。博蓝查对反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权力的基础是在于生产关系，因而，反抗和对立也应该把它们概念化成是根源于生产关系的剥削结构。也就是说，阶级斗争是反抗的基础（Poulantzas1978）。我们不难看出，福柯的权力关系概念超越了国家的领域，已被一种过度限制于现代国家的概念给严重地削弱了。另一种相关的批评是，福柯也许揭露了现代特定的权力运作技术的物质性，但同时也低估了法律和暴力为权力撑腰的角色（Poulantzas1978）。
福柯探讨权力的运作时，他所关心的是“牧养权力”，源自于基督教思想中牧者和羊群的隐喻，其目的是要确保、维系并提升每一个人的生命。福柯的观点是，政治权力和牧养权力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是以“福利国家的问题”的形式而特别引人注目。
反抗的问题
如果把权力的基础看成是内在于阶级关系当中，那么阶级斗争就是代表反抗权力的典范形式。甚至，阶级斗争和冲突的结束就要被看成是相对于权力关系的结束。福柯的命题是：有权力的地方就有反抗。他是说反抗会出现在每个权力被运作的地方，权力关系网络和各种反抗的形式会同时出现。福柯认为反抗是可以预期到的，虽然反抗是因为权力关系的策略运用才产生，但是，这并不意味反抗注定要永远失败；相反，它们形成了权力关系一种不可化约的另一对立面。也就是说，权力和反抗都相对于社会性。它们的相关形式也许会改变，但是在福柯看来，一个没有权力关系，也因而没有反抗形式的社会是无法想象的。福柯主张，每一种权力关系都隐含着一种可能的“斗争策略”，权力关系的其中一种限制是它有一种可以被取代或破坏的对立关系。福柯主要的论点是，现代西方社会所出现的一连串对立并不能归因于阶级斗争的发动。人们反对的是局部性的权力运作，是运作于个体上的权力。
理性的形式
在韦伯的作品中，所有社会生活领域的理性化过程被呈现为界定现代西方文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经济生活形式的主要特征，实际上也是它们存在的条件。对韦伯而言，理性化过程无可避免地是随一种普遍性的生活世俗化而来，韦伯把这种生活的世俗化说成是Z“解除世界的魔咒”。在韦伯的分析中，理性化是一种渗入整个西方文明中的社会关系和实践的普遍性历史过程。甚至，社会存在着渐进的理性化现有和预期中的效果，也让韦伯对人类条件的前景表示认命和失望。韦伯认为，理性化过程对于宰制有不可抗拒和不可逆转的影响，这些影响的主要形式是集中化的科层行政；但对于福柯而言，随理性形式而来的权力运作有其必然的相应事物，即持续不断的抗拒表现，因而特殊展现形式即使并不固定，也有可能被取代。
总之，福柯的研究与分析说明，理性形式不仅是在过去，同时在现在，都有一个复杂而坎坷的历史，而且人类主体以知识形式说出有关自己的“真相”的过程，也是决定权力关系的几个关键要素之一。福柯的作品提出了一连串有关人类经验、知识以及权力关系形式的洞见，让我们了解到：对于我们而言，最明显的事物是在对抗和机会交错下，在一种不明确而脆弱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理性看到的是它的必然性，或者说，不同形式的理性是必然的存在，可以被证明有一种历史，并且，可以追溯得出它出现的偶然环境（Rarlet1983）福柯的作品无论是就分析上或是政治上而言，对激进而富批判性的思想都有很但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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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修改时间 Saturday 2001-06-02 10:03 PM